鱼类是脊椎动物中最大的一个类群。据Nelson（1984）统计，全 世界现有鱼类约21723种，分隶于50目、440科、4044属，约等于两栖、爬行、鸟和哺乳种数之和。鱼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获得了宽广的栖息场所，造 就了它具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形态、生态和生理特性。更由于渔业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经济地位，因此，当生态学一经问世，以鱼类为研究对象的鱼类生态学便毫不疑 问地成为年轻的生态学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 始淡水养鱼的国家。捕鱼业亦有悠久历史。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鱼类生态学知识, 特别是对淡水优良养殖鱼类和海淡水主要捕捞对象的生态习性十分熟悉。我国近代鱼类生态学, 作为鱼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萌芽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 我国的鱼类学学者还是做了一些淡水鱼类生态的研究工作。例如,建康“鳝鱼之生长率及淡水鱼类生命史之研究”、伍献文“鳝鱼生殖习性及其幼鱼之变态”、林书 颜“草鱼之生命史”、薛芬“鲤鱼脊椎骨数目与水温之关系”、寿振磺等“数种食用鱼类年龄和生长之研究”、张孝威“淡水鱼类对急流的适应”以及施怀仁“各种 鲤科鱼类之天然食料”等论文报告,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鱼类生态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为渔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从而推动了传统鱼类学向生态学领域开拓。从1949一1966这十余年间, 鱼类生态学在我国获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发表论文报告等将近20篇，为发展我国渔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数据，提出了合理利用和开发经济鱼类资源的途径和方法，并为制定渔业法规、繁殖保护条例、 开展渔情预报、池养家鱼人工繁殖以及湖泊、水库增养殖和新品种驯养等工作提供了鱼类生态学依据，为发展我国渔业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7一1976年，由于十年动乱和其它一些原因，鱼类生态学研究工作几乎停止。大约在1972 年前后开始恢复，1977年后恢复较快。据发表的论文报告。1973 ~ 1976年有32篇，1979年至今已达156篇，这些工作发展我国外海捕捞、寻找新渔场、保护水域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外海和高原湖泊鱼类资源、保护近海 和淡水捕捞资源、促进水利建设事业和水库综合利用、扩大海淡水养殖品种、控制凶猛鱼类以及提高水体鱼产力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东湖生 态研究的突破，既取得明显的增产效果，又促进了湖泊生态基础理论的研究， 对于提高我国淡水静水水域鱼产力将有重大影响。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伍献文和朱元鼎教授共同发起下，中国鱼类学会在武汉成立。一九八一年，刘建康教授主编的鱼类学论文集第一、第二集相继出版。论文集第 一集内容即以鱼类生态和资源研究为主。一九八二年，中国鱼类学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又以鱼类生态为中心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这些步骤和措施成功地推动了我国鱼类生态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和其它一些原因，我国目前的渔业生 产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渔业产值还占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4%；再说，鱼类生态学的研究还处于发展早期阶段，基础较差，进展尚慢，很不 适应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需要。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当前鱼类生态学研究偏重于寻觅经济种和个体生物学研究； 种群生态研究仅限于极少数重要种；在种群、群落和水域生态系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 在鱼类生态调查方面缺乏就整个水域整个鱼类生态状况作全面性探讨；鱼类实验生态研究很为薄弱，实验生态和自然生态相结合的研究尤为欠缺；采用现代数理化科 学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方法十分不够。
根据上述任务和我国实际情况，发展鱼类生态学应提倡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并重的方针。研究重点应在继续做好鱼类个体生态研究基础上，逐步过渡到以鱼类群体生态为中心的提高水体鱼产力上。在应用研究方 面，要密切配合我国渔业生产实际需要，在恢复近海和淡水捕捞资源、发展海淡水增养殖、实现水产生产农牧化、外海和远洋捕捞以及渔业科学管理等方面，为提供 鱼类生态学依据作出努力。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要加强种群鉴别、种群数量变动与补充规律，尤其是各发育阶段的数量变动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以食 物链为中心的种间关系和多因子的群落结构的研究以及以鱼类为食物生产的水域生态系研究，探求最适结构和最高功能效率。